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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
民间舞蹈
民间舞蹈是一种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传统舞蹈形式。民间舞蹈是专业舞蹈创作的基础。各国封建社会的宫迁舞蹈和各民族的古典舞蹈都和民间舞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各民族的民间舞蹈历史悠久，具有歌舞结合、善用道具的特点。如汉族的“秧歌”、“腰鼓”、“花灯”、“龙舞”、“狮子舞”，蒙族的“安代”，藏族的“锅庄”、“弦子”，苗族的“芦笙舞”，傣族的“孔雀舞”，维吾尔族的“赛乃姆”等。
民间舞蹈腰鼓舞
亦称“打腰鼓”。原流行于陕北一带的汉族民间舞蹈，多在年节喜庆时演出，有时也插入秧歌队伍中，随着秧歌队边敲边舞。解放后几乎遍及全国。
腰鼓呈长筒粗腰形，用宽布带穿于鼓环中，斜挂在表演者的左侧腰间，双手各持一鼓棰，相互交替击鼓，或双手同时前后击鼓。此舞的特点是，它的鼓点和舞蹈动作紧密结合，鼓点变化无穷，诸如起点、此点、流水、单点、花点、乱点、紧三棰等，表现出不同的节奏和情绪。舞姿有“踢腿”、“转身”、“骑马式”、“飞脚”等。集体表演的腰鼓队形富于变化，有“卷白菜”、“九连环”、“十枝梅”、“丹凤展翅”等。民间的腰鼓舞带有竞争的性质，分两队比技巧和鼓点，愈比愈激烈、愈红火。1942年以后，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对原有腰鼓形式进行了改革，发展成为节奏激烈、动作奔放的群众性舞蹈。新中国成立以后，腰鼓舞成为群众在节日、集会时经常表演的民间舞蹈形式之一。延安“鲁艺”改编的《胜利腰鼓》，在1949年第二届世界青年友谊联欢节上荣获集体一等奖。
民族舞蹈盅碗舞
蒙古族民间舞蹈形式之一。为欢宴节庆、亲月团聚时所跳的一种女子独舞，后又形成群舞，搬上舞台，于第8届世界青年友谊联欢节上荣获金质奖章。
此舞的舞姿特点，温雅婉约，以琵琶、胡琴、筝伴奏弹唱和之。因受蒙古包场地及手执灯碗的限制，基本上以跪、坐、立等动作在原地起舞。舞者主要凭借手、腕、臂、肩的弹、挑、拉、揉、和以腰为轴的前俯、后仰进行表演。技艺精湛者，可头上顶一叠碗，双手各执一道具或各托一燃灯，一边快步奔走，一边作流星似的盘旋绕动，这时灯焰摇曳飘忽，舞姿轻曼优雅，器乐婉约流畅，富有独特的艺术魅力，给观众带来极大的欢愉。
民间舞蹈太平鼓
舞具为一种有柄的单面鼓，形同蒲扇，用铁为框，蒙以兽皮，柄下缀有数枚小铁环。有的鼓面上画有人物、花草，鼓框衬以绒球或花生穗。舞者左手持鼓，右手拿一鼓鞭，边舞边打。
《太平鼓》主要流行于北方各地，明清盛行。东北地区叫“单鼓”；安徽淮北地区叫“端贡鼓”、“喜鼓子、；甘肃、宁夏、陕西地区叫“羊皮鼓”，带有巫舞性质。北京民“迎年鼓”，生到旧历10月以后，城内各街巷，儿童三五成群，互击太平鼓，咚咚鼓声，随处可闻。
“太平鼓”的舞姿健康朴实，乡土气息浓郁，演出形式活泼多样，乡土气息浓郁，演出形式活泼多样，人数不限。击鼓节奏复杂多变，鼓点短促清晰，骤如“爆豆”，随着律动，舞者腰间的响铃、鼓鞭上的铁环，铿锵作响，清脆悦耳。打的方法有正面打，反面打，打鼓边，敲手柄，手敲鼓，左右摇铁环，上下颠铁环等等。鼓在舞者手上，或旋转，或抛起，有时两手各耍一鼓，花样繁多，变化无穷。解放后，流传各地的《太平鼓》，除掉封建迷信的灰尘后，它那健康优美的艺术光彩更为绚丽。
民族舞蹈塞乃姆
维吾尔族民间歌舞形式之一。主要发源于民族聚居、从事农业生产、文化发达的南疆各绿洲，也是维吾尔族古代舞曲名。
《赛乃姆》是多在节日或劳动后表演的集体歌舞。形式自由活泼，没有固定的程式，舞者可即兴表演，合上章乐节奏就行，也可一人独舞、两人对舞和三五人群舞。节节奏一般由中速逐渐转快，当歌舞进入高潮时，大家常用热情高亢的声音呼喊“凯－－那！”（“加油啊”之意）这时人声、鼓乐声欢腾异常，把气氛推向高潮，所有的舞者都无比兴奋、激动。
此舞舞姿抒情优美、婀娜多姿，动作特点表现在头、肩、手、腕、腰、小腿的运用配合巧妙。如关部有移颈、摇头；手腕有绕腕、翻腕、揉腕，腰有胸腰、侧腰、后腰；小腿动作更加丰富，有点、踢、跺、辗、转等。舞姿大多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如托帽式、拘袖式、拉裙式、抚胸式等。当表演出现高潮时，舞者一腿蹲跪，手在腹前击掌耸肩，然后双手向下打开，右手抬至头上方绕腕，左手指扶于膝上，轻轻移颈，这里有击掌、耸肩、绕腕，最后的移颈则起到突出主旨的作用，有力地表现了舞者心情舒畅的乐观情绪。
此舞有不同的地方风格：南疆明快活泼，优美情深，步伐轻巧，手腕和舞姿变化丰富；北疆动作潇洒豪放，利落轻快；东疆动作端庄稳重，单步较多。此舞音乐曲调优美、深情，节奏鲜明，伴奏乐器中的手鼓响亮流畅，有渲染气氛和鼓舞人心的作用。
民族舞蹈芦笙舞
又称“踩芦笙”，苗语叫“究给”。是一种以男子边吹“芦笙”同时以下肢（包括胯、膝、踝）的灵活舞动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民间舞蹈。流传于贵州、云南、广西、湖南苗族地区。按其活动内容和性质，一般可分为自娱性、习俗性、表演性、祭祀性和礼仪性五种。
自娱性芦笙舞最为普及，舞者不受年龄、性别和人数限制，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男的吹小芦笙、女的持花手帕，男一圈、女一圈的把一群吹大芦笙的舞者围在中间，踩着有节奏的乐曲，轻轻摆动身体绕圈舞蹈。另一种是由一对以上的芦笙手作领舞，大家跟在后面围圈舞蹈，动作跟随领舞者吹奏的乐曲而变化。舞姿特点，有“踩”、“跳”两种。“踩”，以两膝的轻微屈伸，踏着节奏向前移动为特色，显得端庄、娴雅。“跳”，是由跳动的脚落地后，下肢的颤动、抬脚踹动，上身随后自然地摆动为特色，显得柔和、潇洒。
表演性芦笙舞一般以竞技的方式进行集体比赛，以吹奏乐曲多，舞蹈时间长，声音谐和、优美、动作和步法丰富取胜。个人竞技，或以动作的节奏多变，疾急激烈见长，或以能否完成高难度动作取胜。表演性芦笙舞内容非常丰富，有的以炫耀高难度技巧以博取观众的赞叹。如“滚山珠”、“蚯蚓滚沙”、“猴子上树”、“滚地龙”等。有的以模仿禽兽的习性、神态以表现生活的谐趣，给人欢愉。如“牛打架”、“半鸡”等。
民间舞蹈花鼓灯
汉族民间舞蹈形式之一。流行于安徽北部淮河流域。歌舞者，扮男的叫“鼓架子”，动作粗犷有力，多跟头武技；扮女的叫“拉花”（“兰花”或“腊花”）用手帕、扇子和岔伞起舞，打着花鼓用来兴歌起舞。通常在农村的夜晚，花灯照耀着的广场上演出，歌声和鼓声像海浪一样飘荡，故叫“花鼓灯”。
舞蹈形式有大场和小场：大场就是“鼓架子”引“拉花”出场，接着舞岔伞，最后是变换队形的大型集体舞；小场多为两三人抢手帕、抢板凳等具有简单情节的舞蹈或歌舞小戏。引场并无固定的形式，或歌或舞，或边歌边舞，唱到双方情不自禁时就舞了起来，这种从歌到舞一条线连接的人物心理，层层转化的细致刻画，就是“引场”的过程。
此舞的歌、舞相对独立且有联系，一般是歌时不舞，舞时不歌，在歌唱中，已孕育了人物的心理动态，在舞蹈中，自然就体现了那已赋有生命的人物形象，使舞蹈更加光彩和富有魅力。
《花鼓灯》舞蹈艺术的风格，热情奔放，刚劲有力，洒脱大方，诙谐幽默。这是淮河两岸人民纯朴、粗犷、开朗、乐观性格特征的表现。这种性格特征融汇贯穿于花鼓灯的音乐旋律、锣鼓节奏之中，表现在花鼓灯舞蹈的动律、速度、节奏、调度、身段土产中个方面，具有强烈的地方特征和浓郁乡土气息。
国际标准交谊舞(Ballroom Dancing)
国际标准交谊舞,又称“体育舞蹈”，原名称做“社交舞”，英文为“Ballroom Dancing”，为欧洲贵族在宫廷举行的交谊舞会，法国革命后，Ballroom
Dancing流传民间至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将该舞蹈散播到全球各地，并形成一股跳舞热潮，至今不衰该。经历一百多年的发展，“社交舞”从“社交”发展为“竞技”，将单一的舞种发展为摩登舞、拉丁舞两大系列的十个舞种，并由英国制定了有关舞蹈理论、技巧、音乐、服装等竞技的标准，为其他各国所共同遵循，遂由“国际标准舞”(International
Ballroon Dancing)一词代替“社交舞”，以示表演、竞技的区别。目前，世界各国将国际标准舞易名为“体育舞蹈”，欲将舞蹈运动纳入体育运动项目。拥有74个会员国的“国际舞蹈运动总会”(International
Dance Sport Federation)于1997年9月4日正式成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会员，2000年成为悉泥奥运会表演项目，2008年将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中国的体育舞蹈正在迅速发展，成立中国体育舞蹈协会，各省市纷纷成立体育舞蹈机构，多次组团赴英国考察，聘请外国知名教练和选手在北京、上海、广州等舞蹈学院任教，积极培训体育舞蹈人才，开展各种类型的体育舞蹈比赛，发现人才，派出大批选手到国外学习、比赛，并取得较好的名次。在全民健身的热潮中，将体育舞蹈推广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伎乐舞蹈
与雅乐舞蹈相对称的是伎乐舞蹈，二者构成为我国乐舞艺术的重要两翼。伎乐舞蹈，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举凡古代社会中除雅乐舞蹈之外，种种由专业艺人表演的观赏舞蹈，例如秦汉的甬抵百戏、散乐杂伎，隋唐的九、十部伎，坐、立部伎，宋代的队舞等等，都可以归纳在这个范畴之内。
伎乐舞蹈由专职的乐工舞伎表演，由于所表演的主要是供人观赏的娱乐性舞蹈，因此尽管在乐舞文化发展历程中起着难以低估的作用，代表了我国古代舞蹈所达到的艺术水平高度，而且事实上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居于我国乐舞的主流地位，但它一直受到社会的歧视、贱视，表演这类舞蹈的伎工被鄙视为杂户、贱民，而处于被奴役、受压迫的地位。
伎乐渊源于奴隶社会中的女乐——也就是乐舞奴隶，她们是继巫而起的真正专业歌舞艺人。据说夏朝开国之君启，即已在宫殿中“万舞翼翼”，末代统治者桀已有“女乐三万人”。到商殷末世，乐舞享受的规模更大，女乐充盈宫室，经常在“酒池肉林”中，作“北里之舞，糜糜之音”。正是这些专事歌舞的女乐，创造了奴隶社会中灿烂的舞蹈艺术，使舞蹈摆脱了原始状态而日趋完整精美。但她们的身份仍是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奴隶，和其他奴隶一样，奴隶主可以任意买卖、馈赠、甚至处死、殉葬。现已发现的殷商奴隶主大墓中，常有精美的乐器、舞具和随之殉葬的乐舞奴隶尸骨。这累累白骨就是生活在奴隶社会中女乐们悲惨命运的见证。
到周代，女乐活动更加普遍。东周时的礼崩乐坏，周王室的政治势力衰微固然是主要因素，但在审美领域里，与雅乐相对立的女乐（与古乐相对又称“新乐”）的兴起，实在是起了摧枯拉朽的作用。当时，据史书所载，女乐倡优已遍及诸侯后宫，占据了表演舞台的中心。伟大的思想家墨子揭露当时社会上，王公贵族们为了乐舞享受，不惜加重盘剥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琵、竽笙之声”；宫廷豪门内供养着大批不能穿粗衣吃粗粮的乐工女伎。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当时女乐之兴盛。（见《墨子·非乐》）
在一件传世的战国画像铜壶盖上雕有一位扬袖起舞的女乐形象，她高髻长袖，情意绵绵，大有乘风欲去之势。另一件燕乐渔猎纹铜壶上雕有一位正在击磬表演的女乐，两袖轻举，体态婀娜，极为生动。它使我们看到了三千余年前女乐的美妙舞态。
汉代是伎乐大发展的时期。汉代作为我国舞蹈史上的一大高峰，主要就表现在伎乐的繁荣上。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表演形式，如著名的角抵百戏、相和大曲；一些著名的舞蹈节目，如《盘鼓舞》、《巾舞》、《巴渝舞》；一些在历史上留下了姓名的乐舞伎人。这些都标志着我国的乐舞文化已进入了繁盛期。
留下姓名的伎人中最著名的恐怕要数赵飞燕了。她原是阳阿公主家的女伎，后被汉成帝看中，迎进宫中封为婕妤，最后竟贵为皇后。传说她之所以能得汉成帝宠幸，主要依凭的就是她出神入化的舞技。史书上说她“身轻若燕，能作掌上舞”，可能有些夸张，但她舞姿的轻盈美妙，确是史书所公认的。河南郑州出土的一块汉画像砖上描绘一位女伎两袖飘飞，一足点地，一足抬起，似正腾空而起，动感极强。更巧妙的是，画面的左上方有一只正凌空飞翔的燕子，无疑这是画家在告诉观者：这位舞伎正是身轻若燕的舞蹈高手。看来，“轻”确是汉人对舞蹈美的普遍追求。
汉代另一位登上后妃宝座的女伎是汉武帝时的李夫人。她出身于倡伎之家，哥哥就是著名的音乐家李延年。传说李延年有一次在武帝酒宴前表演，且舞且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武帝听后问道：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绝色佳人吗？平阳公主告诉他：李延年的妹妹就是这样一位“妙丽善舞”的女子。于是一位倡家之女，一跃而贵为夫人，在历史上留下了她传奇般的名子和事迹。当然，她们只能是极个别的“幸运儿”，那些身怀绝技、对汉世乐舞文化做出重大贡献而连姓名也未能留下的乐舞伎人，比她们不知要多出若干万倍。
汉代，整个社会已进入封建时代，然而乐伎仍处于奴隶地位，任人生杀予夺，仍无起码的人身自由。乐舞伎这种卑贱地位，终封建之世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汉代社会已不再用生人殉葬而代之以“俑”，汉墓中有大量乐舞俑和乐舞画像砖（石）出土。它们直观地展示了汉世乐舞伎人的风采，也揭示了他们的悲惨历史命运。东汉末，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修建了铜雀台，台上养有专供侍宴观赏的乐舞伎。曹操死后，这些伎人就遵照遗命被幽锁在铜雀台上，每月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的灵位呈歌献舞。风华正茂的妙龄少女，却要倍伴亡灵消磨青春，虚度一生。高台沉沉，悲风习习，其生不如死的苦况是可想而知的。唐代诗歌中有不少咏铜雀伎的篇章，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歌声呜咽，喝不尽无限怨屈恨，
舞袖沉沉，凝聚着满怀愁绪。
暮色笼罩着西陵，
那就是伎人们悲伤欲绝的时分。
这是千万乐舞伎人的血泪控诉。
盛唐是我国舞蹈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是伎乐舞蹈的全盛时期。当时，能歌能舞的乐伎遍及社会各阶层，宫廷有宫伎，军营有营伎，官府有官伎，私家有家伎，蓄伎之风盛行。多者成百上千，少者数人、数十人，如诗人白居易，晚年家居，还养有家伎小蛮、樊素、红萼、紫房等人。
隋唐燕乐（泛指宴享娱乐的歌舞）标志着唐代乐舞文化的高峰，主要就是由乐舞伎人表演的。其形式品种之丰富，技艺之高超，队伍之庞大，以及在社会上流传之普遍与深入，都可以说是既空前又绝后的。
《新唐书·礼乐志》载：唐朝盛时，隶属宫廷乐舞机构太常寺和鼓吹署的乐人、音声人、太常乐户子弟等乐工舞伎总数竟有数万人。开元二年，唐玄宗把演出燕乐的伎工从太常寺分离出来设立了内教坊，又在长安、洛阳两地设置了四处外教坊。另外，宫中还有特选的尖子三百名，由玄宗亲自参予培训排练，人称“梨园弟子”或“皇帝弟子”——这也是我国戏曲界习称“梨园行”，演员称“梨园弟子”的由来。
宫廷燕乐所表演的节目主要有九、十部伎，其中除继承中原传统的《燕乐》、《清商乐》，大多是来自外地、外族的乐舞。如《西凉乐》——来自西凉（今甘肃敦煌）。《天竺乐》——天竺即今印度。《高丽乐》——朝鲜传入。《龟兹乐》——古龟兹国，在今新疆库车一带，是唐代最盛行的舞种之一。《安国乐》——今乌兹别克布哈位一带的乐舞。《疏勒乐》——传自今新疆喀什一带。《康国乐》——古康国，在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高昌乐》——今新疆吐鲁番一带的乐舞。从这些乐舞的传入地区可以看出，大多来自古西域，这和唐时丝绸之路的繁盛是分不开的。这些乐舞不仅供燕享娱乐，也有显示国威的典礼仪式意义。
娱乐性更强的是坐、立部伎和歌舞大曲。
坐部伎在堂上演奏，规模较小；共六部。立部伎共八部，在堂下表演，规模较大。主要节目有《破阵乐》、《庆善乐》、《圣寿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等。《新唐书.礼乐志》载：太常（主管乐舞的大臣）考核坐部伎，不合格的转去立部，立部也不行，就送去学雅乐。可知坐部伎人的艺术水平是最高的。
歌舞大曲是唐代新形成的一种集器乐、舞蹈、歌曲于一体的大型表演形式。其中主要以中原传统乐器演奏、风格较清雅的作品又称法曲。唐代大曲数量很多，仅留传曲名于后世的就有六十多个，著名的有《凉州》、《甘州》、《剑器》、《柘枝》、《绿腰》、《薄媚》、《春莺啭》、《雨霖铃》等。其中的代表作，就是《霓裳羽衣》。《霓裳羽衣》属大曲中的法曲类，关于它的产生，有不少美丽的传说，有一则说它是唐明皇从月宫中偷记回来的仙乐，足见人们对它的喜爱和赞赏。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名篇《霓裳羽衣舞歌》中对它作了详尽的描绘：
轻盈的旋转像雪花飘舞，矫捷的前行像受惊的游龙。
垂下的双手像柳丝那样娇美无力，舞裙斜着飘起时仿佛白云升起。
画眉流盼说不尽娇美之态，舞袖迎风飘飞带着万种风情。
是上元夫人（道教中的女神）招来了仙女萼绿华，是西王母扬袖送别仙女许飞琼。
快节奏的第十二遍舞曲繁富华丽，就像跳动珍珠摇击玉片一样亮丽清脆。
舞罢时像飞翔的鸾凤收起翅膀，舞曲终了就像一声长长的鹤鸣。
通过这些生动传神的描绘，我们不难想见《霓裳羽衣》高雅脱俗的风姿神韵，以及舞伎们美妙高超的舞技。
唐代社会广泛流传的伎乐舞蹈还有健舞、软舞两大类，其中也不乏世代传颂的佳作，如健舞类的《胡旋》、《胡腾》、《剑器》、《柘枝》，软舞类的《鸟夜啼》、《兰陵王》等等，都以其不同凡响的表现为人们所铭记不忘。
唐代伎乐以其惊人的创造力在当时社会生活中造成了广泛的影响，以致在唐代各种文艺作品——诗歌、传奇、绘画、雕刻……中留下了光彩照人的形象，栩栩如生，至今还给人以极大的美感，为今人所欣赏、所神往。
唐代众多的咏舞诗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当推大诗人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人以神来之笔，通过一连串激动人心的比拟，写出了公孙大娘舞剑器时青山低头、风云变色、矫如龙翔、光耀九日的逼人气势。这首诗和上引白居易的《霓裳羽衣舞歌》，堪称唐代咏舞诗中的双璧。
唐代末年，伎乐花期已过，宋代虽仍有发展，如宋宫廷中的“女弟子队”、“小儿队”表演的队舞，但规模和节目之丰富多彩，已不能和唐代相提并论；社会上也还有官伎、营伎和家伎，但也远远比不上唐代的声势和影响了。“女乐馀姿映寒日”，伎乐舞蹈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雅乐舞蹈
中国舞蹈在走出蛮荒，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便加快了发展步伐，很快就趋向成熟。西周初年制定的雅乐体系，便是我国乐舞文化进入成熟期的里程碑。
史载：武王伐纣，推翻商殷，建立周朝不久，就命周公姬旦制礼作乐，因袭夏、商的礼仪乐制，建立了周王朝的礼乐制度。作为一种统治手段——礼乐教化的工具，乐舞艺术的地位和作用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部分乐舞就是所谓的“雅乐”、“雅舞”，以后一直是我国乐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几经兴衰，但在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始终居于乐舞的正统地位。
雅乐舞蹈的主要内容是“六大舞”，也称“六代舞”，代表六个朝代。为首的据传是起自黄帝的《云门》（又称《云门大卷》、《咸池》和《承云》），依次是尧帝传下的《大章》（又名《大咸》），舜帝的《大韶》，夏禹的《大夏》（又称《夏龠》），商汤《桑林》，然后是现实题材——反映武王伐纣功绩的《大武》。
这些乐舞失传已久，具体面貌无从了解，然从各种有关的传说，可以约略推知这些乐舞的一些基本情况。
《云门》的内容据说是歌颂黄帝创制万物，团聚万民，盛德就象天上的祥云一般。又有人说：由于黄帝功德普照天下，天之所生，地之所载，世间万物没有不受到他的恩泽的，所以这个乐舞也叫《咸池》，“咸池”也就是“咸施”。这些解释肯定有后世儒家附会的成分，而从另一些传说看，如《左传·昭十七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传说是黄帝受天命治理天下时，天上有祥云出现，所以以云记事，以云命官。关于《咸池》也有另一种说法，唐人司马贞认为：咸池是西宫星名，“主五谷，其星五者各有所职。”和农作物的丰歉有关。根据这些记载，可以设想这一乐舞原是黄帝族祭祀云图腾的一种图腾舞，以后又用来讴歌黄帝的功德，作为祭祖和祈求丰收的祭祀舞蹈。
尧乐《大章》，相传是歌颂尧帝领导天下时仁德如天，智慧若神，百姓依附他就象依附太阳，敬仰祥云一样。“大章”，意思就是说尧帝之德足以彰明天下。这部乐舞看来也和氏族传统的原始舞蹈有着渊源关系。
舜乐《大韶》，简称《韶》，是六乐中最著名的一部，孔子在春秋末年还曾见过。传说这个乐舞的创制者是一只脚的怪兽“夔”，内容是歌颂舜帝能继承并发扬光大尧的功德，而它的表现形式则是“击石拊石”，是“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可见它原来也是氏族社会中的原始舞蹈。
周乐《大武》，是武王伐纣胜利后由周公创编的，内容就是表现武王克商的丰功伟业。据春秋时孔子所见，这个乐舞开始先有一段长长的鼓声作引子，舞者（战士）持兵器屹立待命。接着是六段舞蹈：第一段舞队由北边上场，这是描写出兵的情形，第二段表现灭了商朝，第三段继续向南进军，第四段表现平定南部边疆，第五段舞队分列，表示周公、召公的分疆治理，第六段舞队重新集合，列队向武王致敬。舞蹈虽然是用的象征性手法，并不象舞剧那样描绘人物和矛盾过程，但无疑这是一部表现当时重大事件的叙事性舞蹈作品。
周公将这六部乐舞加以集中、整理、规范成一个整体，作为国家的礼制，用于祭祀、庆典等活动。并对它们的演出仪制、祭祀对象、服饰道具、乐歌宫调和舞者身份、演出场合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六大舞又分为“文”、“武”两类，前四舞属文舞，《大武》等属武舞。文舞持龠（似笛的管乐器）翟（鸟羽）而舞，故又称龠翟舞：武舞持干（盾牌）戚（斧钺）而舞，又称干戚舞。两类乐舞的划分，与舞蹈的内容形式有一定联系，但据后世儒家考证，主要是受祭的帝王得天下的手段差异，所谓“以文德得天下的作文舞，以武功得天下的作武舞”，这一定例一直贯穿到以后历朝历代的封建帝制。
周代雅乐除上述六大舞外，还有《羽舞》等“六小舞”，这些舞蹈和六大舞一样，也是用作教育贵族子弟的教材，成为乐教的重要内容。
原始舞蹈在氏族社会中不仅是娱乐工具，也是宗教工具、教育工具，承担着社会生活中的多种功能，具有极强的功利性。作为娱乐工具，既能自娱，也能娱人；而作为教育工具，包含的内容更是多方面的，例如：氏族历史、生产劳动、战斗技能、伦理道德、强身健体，甚至性的知识等等，都曾是舞蹈教育的内容。但它归根结蒂是一项审美活动，它在履行多种职能的同时，都不能没有审美的、使人（包括舞者自身）得到愉娱和美感享受的作用。而雅乐舞蹈单纯强调乐与礼的结合，使之和表现社会伦理的政治观念、典章仪制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被抬举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这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上层已经从长期的实践中，更深入地认识到了乐舞对人的思想感情、意识品行所发生的巨大感染和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传统乐舞理论中的片面性。
礼乐教化思想在后世儒家学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述。
在儒家的乐舞学说中，强调了礼乐互为表里、相互为用的教化功能，强调了乐舞在人之内心修养方面的陶冶作用。礼规定了社会中贵贱尊卑的等级差异，乐则在等级社会中发挥调和的作用。协调配合，就能保持社会安定，达到统治者“揖让而治天下”的政治目标。
礼与乐的统一，在艺术上追求的就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理与情的统一、伦理观念和审美意向的统一，总之，是善与美的统一。《论语·八佾》记下了孔子对文舞代表作《大韶》和武舞代表作《大武》的评论，他认为：《韶》舞，“尽美也，又尽善也”；而《武》舞，“尽美也，未尽善也。”两者都是美的，但显然对武舞的思想内容在“善”与“尽善”的差别上，是持保留态度的。因为武王伐纣虽属正义之师，但宣扬的毕竟是武力，这在主张仁义礼治的儒学看来，就不合尽善的政治理念。
孔子之后，“尽善尽美”就成了儒家学派对乐舞也包括所有文艺的最高审美理想。这一永恒的追求贯穿儒学始终，后世儒家就此作了大量理论阐述，在乐舞美学思想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
要达到这样的美学境界，当然不是所有乐舞都能做到的，这就要求对自然形态的乐舞进行节制、引导，进而改造，依据温柔敦厚、平和直易的美感标准来规范它们，也就是根据政治教化、道德伦理观念来管理和约束乐舞。这就从“纵情生色”又走到了“礼乐刑政，其极一也”的另一极端。经过如此一番改造、规范化了的乐舞，必然远离现实，和人世间的饮食男女绝缘，从而泯灭生机，也就丧失了它的审美本性。因此这套雅乐舞蹈制作不久，就无可避免的走向衰落。到春秋战国时期，魏文侯不打自招：每次欣赏雅乐就止不住要打瞌睡；再往后，齐宣王一听到雅乐这个名称，就吓得变颜变色。可见这些所谓“雅正之声”已不得人心到了何等程度。随着周王朝政治势力的进一步削弱，这套雅乐也终于走上了“礼崩乐坏”的末路。后世统治者虽几度给它输血，引进了俗乐，甚至胡乐，如汉世之引进巴渝舞，唐代引进秦王破阵乐，也都未能挽回雅乐舞蹈的衰颓命运。
然而尽管如此，由于帝王们的政治需要，雅乐舞蹈在整个古代社会中虽已气若游丝，奄奄一息，但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相反还一直占据着乐舞的“正统”地位，只是它的作用已仅限于在宗庙之中。协调人神之间的关系了。现在还有踪迹可寻的祭孔乐舞，就是雅乐舞蹈的孑遗。
原始舞蹈
舞蹈的萌芽和形成时间，可以远溯到人类发展的洪荒时期，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记忆范围。战国时大诗人屈原在他的名篇《天问》中，就天、地、人三界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首先提出的一个疑问就是——
世界之初，混沌一片，那时的情况是谁传下来的呢？那时天地还没有形成，根据什么来考察呢？
诚然，舞蹈既起源于人类有意识记忆之前，又有谁能予以肯定的考知呢？
我国古籍中，记载了不少乐舞的起源传说，仅在《吕氏春秋·仲夏记·古乐》一篇中，就有这样几则：
一，古帝颛顼在登上帝位的时候，听到四面八方熙熙锵锵的风声很好听，就命令部下“飞龙”仿效风声创作了“乐”，又令一人率先做乐工，它就躺在地上，用尾巴敲打自己的肚子，发出嘤嘤的声音。颛顼把这个乐舞叫做《承云》，用来祭祀天帝。
二，古帝喾命令臣下“咸黑”创作歌曲《九招》、《六列》、《六英》，又命令“ 垂”创制了鼙、鼓、钟、磬、笙、管、篪等乐器，吹打起来，十分动听，凤鸟锦雉随着乐声跳起舞来。帝喾很高兴，就用来歌颂上帝的功德。
三，尧立为帝的时候，命“质”创作乐舞，“质”模仿山林溪谷的天籁音响制作了乐歌。又用麋鹿的皮蒙在土缶上作成鼓敲打起来，还重击轻打石刀石斧，模仿天帝玉磬的声音，于是百兽都跳起舞来了。
这些神话都是古人记录的当时传说，并非史实，但也可能有若干事实的影子。传说中有一些共同点值得我们注意，譬如原始乐舞是模仿天地自然创造出来的：“效八风之音”，“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歌”；鼓舞奏乐的大都是飞禽走兽：“令凤鸟天翟舞之”，“以致舞百兽”；作乐都和祭祀有关联，如“祭上帝”、“康帝德”。
这些神话传说反映了古人对原始舞蹈的一种感知。关于舞蹈起源和自然、鸟兽、祭祀的相关传说，在今天的民间依然广为流传。
景颇族著名的节日祭祀歌舞“目脑纵”，有一个历代相传的起源传说：当时地上没有歌舞，只有天上才有。据说有一年太阳公公邀请地上的百鸟到天上去作客，参加天上举行的目脑纵，百鸟就学会了唱歌跳舞。它们回到地上以后，很是高兴，就公推学得最好的孔雀作“脑双”（意为领头的），聚在一起跳了起来。正好被景颇族的祖先腊贡扎夫妻看见了，便偷偷默记下来，传给了世人，从此人间才有了目脑纵。并且脑双至今仍须带孔雀羽毛，这是为了感谢孔雀的功劳。目脑纵既是歌舞的节日，也作为祭祀民族祖先的日子流传下来。
壮族的铜鼓，传说是老祖宗布洛陀最早依照天上星辰的样子做的。苗族的芦笙，有一种传说是照着鸭子的模样做的。侗族也有传说，过去侗家没有歌唱，没有舞跳。后来到天上讨来歌舞，但在回人间的路上，又不慎掉进了龙潭。多亏一只水獭帮忙，下龙潭帮他们取了回来，侗家才有了歌舞，才有了“踩歌堂”这个节日。古老的东巴舞谱《祭什罗法仪跳的规程》中，记下的第一个舞蹈是《舞的起源》，经文上说：“很古的时候，在人类生长的丰饶辽阔的大地上，三百六十个东巴还不会跳舞。这时，米利达吉海（传说是人类最早见到的海——笔者）长出一株叶细如发的树苗，叫赫依巴达树。树梢上栖息着大鹏、狮子、飞龙三个胜利神。跳舞的方法和本领首先是由它们三个从住在米利达吉海的金色神蛙那里学来的。至于金色神蛙呢？它的舞蹈本领又是从住在十八层天上的盘珠萨美女神（纳西族传说中智慧美丽的歌舞女神——笔者）那里学来的。三百六十个东巴跳的舞蹈最初就是来源于这里。”类似传说还有不少。它们至今依然流传在人们的口头。
这些神话无疑已经过很长时间的流传，而不可能没有变化。它们反映了原始歌舞和天地自然、飞禽走兽、氏族祖先及祭祀活动之间的密切联系。后世学者所说“大乐与天地同和”，从美学逻辑上升华了这些神话传说所包含的深层意识，反映了先民们在精神活动中追求与自然界协调、和谐的意愿。
原始舞蹈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度过了它的萌芽形成期。这是一个时间跨度极深，舞蹈本体及依存的生态环境、文化氛围变化也很大的阶段。随着原始信仰的出现而形成了图腾舞蹈、巫术舞蹈、祭祀舞蹈，到原始社会后期，已经是一门日趋成熟的艺术形态了。在我国，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有不少陶埙、陶哨、骨笛、石磬等乐器出土。更为令人瞩目的是1973年秋天，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发掘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它为我们展示了大约五千年前舞蹈艺术的直观形象。
这件轰动一时的彩陶盆，出土于一座马家窑类型的墓葬中。彩画陶盆是马家窑文化中的代表性器皿，舞蹈纹位于陶盆内壁的上部，一共描绘了十五位舞人，分为三组，组与组之间以弧线纹相隔。各组舞人牵手共舞，服饰划一，动作相同，头饰（或为发辫）摆向一致，尾饰（臀部翘起的尖状物）也均朝向一个方向，说明舞者的动作、节奏、韵律都是很统一的。虽然画面上没有乐手，听不见音乐，但在集体舞蹈中，动作的更换，队形和地位的变化，节奏强弱，速度快慢，都是离不开音乐提示的。再联系相应的舞蹈情景看，统一的动作，整齐的队形，相同的服饰，很可能已是一种用于某种特定目的和场合的传统乐舞。为了保存、传承这种舞蹈，氏族中就必须有乐舞的掌握者、排练者和组织者。原始社会中的巫就肩负着这方面的职责。这在原始舞蹈的发展进程中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这件彩陶盆之后，我国又陆续出土了几件饰有舞蹈纹的彩陶器。1995年，青海另一处墓葬中又出土了一件舞蹈纹彩陶盆，形状构图与大通彩陶盆约略相似，只是舞队人数更多，场面更加壮观。1991年，甘肃武威一处新石器时代墓葬中也发现了舞蹈纹彩陶盆，也是在盆的内壁上部绘制了两组舞队，每组九人，携手而舞，下肢均画作三道细线，似为尾饰，但也可能是意图表现脚步的移动。
一系列舞蹈纹彩陶盆出土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墓葬中，当不是偶然的现象，表明大通彩陶盆已不再是孤证。当时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先民确实热爱艺术，不仅能歌善舞，而且已经有了相当进步的乐舞文化活动。这种牵手踏舞的形式，可能就是后世盛行、并一直流传到今天的歌舞形式“踏歌”的滥觞。
1982年10月，在略早于马家窑文化的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一处房基遗迹中，发现一幅绘有人物形象的地画。画原绘三人，一人已模糊难辨，似为小孩；残存二人疑为一男一女，均作左臂上扬，右手曲肘下垂，掌中握一棒状物，两腿交叉。据考古学家考证，认为这是一幅男女共舞图，描绘的是为悼念祖先或亲人而举行丧舞的场面。
晚于舞蹈纹彩陶盆时期的舞蹈图样也已有所发现，如广东曲江石峡遗址中发现的一件陶罐残片，上面用陶拍印制了一圈舞人纹，现存四人，亦作男女携手踏舞的姿态。
此外，我国的考古工作者还在新疆、内蒙古、西藏、黑龙江、宁夏和广东、广西、云南、福建、江苏等地发现了大批岩画点。这些岩画从东到西，自南至北，分布地域十分广泛。大多描绘先民们在原始社会中劳动、生活、宗教活动的情况，其中几乎普遍都有舞蹈的生动画面。
各族先民精心刻绘的一幅幅舞蹈图，就仿佛带领我们通过时光隧道，参加了一场场原始部落中的氏族舞会，听到了震耳的鼓声和呐喊，看到了他们奔放自由的舞姿，激越的真情，以及对天地、自然、祖先的狂热信仰和虔诚。
大量地上、地下古文物中的舞蹈形象，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原始舞蹈的信息。这些不是神话，而是真实的历史，它们真切地反映了当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舞蹈文化风貌，揭示了舞蹈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舞蹈在原始社会经历了漫长的路程，但当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特别是父系氏族社会时，我国的舞蹈艺术体系已经基本构建形成，后世各类舞蹈的质素在原始舞蹈体系中基本上已都具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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